2月19日，中国石化宣布将旗下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打响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一炮。继中石化之后，中电投、中石油也不甘落后，宣布开启改革大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开始“落地”。

　　面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诚意，民间资本却踟蹰不前，许多民营企业负责人对混合所有制心存疑虑。事实上，不仅民企不敢“混”，不少国企负责人也有自己的担忧。“混合所有制”这盘好菜，为何民企、国企都不敢轻易下筷?

　　民资的不敢“混”——能否分到改革的“蛋糕”

　　民营企业家的第一个担心是，政府是否会拿出国企的优质资产与社会资本重组，即政府是要“分蛋糕”还是“甩包袱”。

　　安徽省南翔集团董事长余渐富直言，“国有股份让出来的不一定是蛋糕”。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工商联主席李卫华也认为，“混合所有制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应该拿出国企的优质资产与社会资本重组，而不是甩包袱把劣质资源推向市场”。

　　在科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郑跃文看来，“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应先列出清单，全面放开非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

　　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股权结构和持股比例也是让民间资本不敢贸然前进的重要因素。按照目前已经透露的消息，新思路并没有指明民企是否能够控股。不给民企控股权，民企不感兴趣，也会担心发言权的问题;给民企控股权，面对国企那么大的体量，民企恐怕也有心无力，真“不敢”。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坦言，在现有股份制企业中，存在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现象，民间资本没有控股权和发言权，难以发挥民间资本对市场反应快、决策灵活等优势，民间资本参与积极性不高。

　　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你抓一头鲸扔到锅里，叫我撒一把盐巴下去，我没有那么多钱买盐巴啊。”曹德旺坦言，“它的本钱太大，我的太小。比如说它增资，动辄增资1000亿，我能占多少股份呢?我没有钱，我也不敢。”

　　近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表示，不取得控股权，不会参与国企改革。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对于不能控股的国企，他不会把自己“混”进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赵农说得更是明确，“在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当民营资本不能占主导地位时，就是羊入虎口”。

　　担心资本被国有资本吞噬，是其他所有制资本在面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时望而生畏的第三个原因。比如，在混合所有制里，是否真正能够让民营企业参与到国有企业的先进管理和技术优势之中，还是仅仅像以前的国企上市，成为新一轮的圈钱行动。

　　从这些年来的实际情况看，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和行政权力，在引进了其他所有制资本以后，又通过非正常手段侵吞这些资本的利益。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究竟要采取怎样的管理模式。比如，任命董事长，是凭政府命令式的“一纸文件”决定，还是交给市场由董事会决定?

　　正如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一林所言，“混合所有制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否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去做。这个能不能实现，还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今年两会，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投资银行家梁伯韬谈起了他眼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谈及改革艰难的深层次原因，梁伯韬说：“人选不是按照开放式的董事局来决定，这是会有影响的。”

　　“中国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搞上市，并没有很大的进步。”梁伯韬直言，“一定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制度，要这样子改才行。如果仅仅改股权，你还是原来的竞争力，没分别，是改不到底的。”

　　著名评论人谭浩俊也认为，混合所有制能否真正建立，建立以后的效率如何，关键不看股权结构，而看政府对待企业的态度以及放权的程度。

　　在谭浩俊看来，持股比例不是衡量混合所有制质量的主要标准。当然，从眼前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现实的问题，因为持股比例的高低，对企业的决策影响很大。也正因为如此，中石化在决定对其他所有制资本开放后，企业负责人已经多次强调，对其他所有制资本的持股比例不作明确限制。其他企业在提出改革方案时，也都作出了类似表态。

　　从表面看，这似乎能够打消其他所有制资本的顾虑了。实际上，如果仍然按照目前的操作方式，纵然国有股降到30%以内，也未必就是真正的混合所有制。因为，政府要想限制企业，可以动用的手段实在是太多了，如定价权、执法权、质量监督权等。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能不能放权，能不能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是搞混合所有制的关键。如果真正市场化了，企业经营者只要按照董事会的决定办事，持股比例也就不重要了。同样，在其他所有制企业引进国有资本等时，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国企的担忧——国资流失和利益集团

　　关于混合所有制，民企、国企都有各自的担忧。从国资的角度出发，其担心主要在于，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使之成为向特殊群体或权贵资本进行利益输送的一场盛宴。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历经30多年的国企改革，几经反复中的确经历了国有资产流失之痛。

　　如今，推进混合所有制，按照比例安排，多达30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放向市场，如何操作、评估，并实现增值?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这既是对前一轮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提醒和告诫。如果改革成为了少数人牟取私利的机会，这样的改革就无法取得成功。

　　不过，不少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央企，因其相当的行业垄断色彩，过惯了唯我独大的舒服日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央企老板的普遍心态。而进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不但原有的利益格局必将被打破，而且国企的老总势必要万分小心。搞得不好，被认定为国有资产流失，那就不是有功没功的问题了。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原总经理朱永芃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会上说：“我其实特别支持混合所有制，但我们也确实有这方面(国资流失)的担心，不敢混合。回收资产的时候，多了少了怕说不清。”

　　混合所有制改革很难，刚刚卸任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总经理一职不久的云公民委员说，“我们国企的老总一定要十二分地小心，国企之间自己混合是安全的，国资不会流失，民企来了就容易出问题”。

　　“就说我们银行贷款，贷给民营企业，万一他哪天还不上，我这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啊。我们也不敢。”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表示。

　　对于国企老总们的担忧，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作出回应。他说，现在改革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利益集团”，“不可能因为你说要改革，马上这个利益集团就没了”;第二是人的观念问题，“制度惯性或者路径依赖，走老路走惯了，这是最关键问题”。

　　其实，国企的“不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身。一方面，自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不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有的设立了，但并没有规范运转，有的甚至根本尚未健全，至于职业经理人的设立与考核更是鲜有见到。制度不完善，行为界限不清晰，自然收支账就报不明白。如果制度健全，企业所有决定都是合规操作，无论盈亏都属正常，国企大佬们自然也就不怕“说不清”国资流失的问题了。

　　“国企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国企自身要在运行机制上更加市场化，也可以说，国企改革最大的压力还是国企本身。”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戌源说。

　　另一方面，部分国企自身身份有尴尬之处。保留战略性、公益性国企并无争议，但更多的企业属于竞争性行业，既然是企业，就要向前冲，但身为国企，又必须对国资部门负责，经理人自然感觉束手束脚，担心“不好交代”也是情理之中。这似乎就是另一个老话题了：我们究竟该保留哪些国企?

　　如何破解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困境

　　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必须以国家政策和法律倒逼国企打开市场大门和股权大门，放弃继续“抱残守缺”的心态;更关键的在于未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混”得公平和透明，从而防止借改革之名“谋取暴利”，或变相歧视、打压非国有资本。

　　需要国资主管部门尽快从管资产、管企业抽象为管资本。唯有从具体而微的“婆婆式管理”中抽身出来，形成“投资人监管”，更关注和强化出资人权益、资本收益，方有望超脱局部、着眼整体而不是过分偏袒某一资本构成;同时，辅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让法律利剑真正亮剑，令利润层层向下转移的“记账游戏”玩不下去，令资本运作全过程晒到阳光，则“国资改革”与“国资流失”的因果魔咒方有望被打破。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鹏远企业集团董事长朱立秋说，要形成以法人治理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就不必再纠缠“国有”还是“民营”，“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混合所有制的建立要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依赖于完善且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只有如此，才能打消非公经济话语权缺失的顾虑，消除非公企业除了分红外，“点头”“摇头”都不算的尴尬处境，切实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利益。因此，完善